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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恩泽:大科学家的小日子
《环球人物》        

闵恩泽,84岁,著名石油化工专家,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6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08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推门进去的时候,闵恩泽还伏在办公桌前和一位年轻人谈论工作上的事,他一边笑着示意记者落座,一边回身把事项一一交代完毕。84岁的闵恩泽已经把上班当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上9点多钟,闵恩泽穿着深蓝色的厚羽绒外套,戴着棕色的“老头帽”,花15分钟穿过中国石化研究院的家属区,走到办公楼。一层对着楼梯的墙上,挂着他和夫人的大幅照片,两个人同为中科院院士。“工作很有乐趣嘛——”闵恩泽操一口四川话,慢条斯理,抑扬顿挫。

2008年1月8日上午10点,人民大会堂。国家主席胡锦涛把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发给闵恩泽,台下镁光灯闪成一片。从电视到报纸,人们认识了这位总是乐乐呵呵的老先生,也知道了一个不熟悉的名词:炼油催化剂。

“第一个馒头”

研发炼油催化剂,是闵恩泽事业的起点。催化剂技术是现代炼油工业的核心工序,被称作石化工艺的“芯片”。在高温高压下,石油的内部成分通过催化剂转化成不同产品。可以说,现代催化剂技术决定了石化工业的发展,因此,多年来各国都对催化剂技术高度保密。

100多年前,美国人率先用催化剂加工石油,从此决定了全世界炼油技术的方向。上世纪50年代,中国完全没有研制催化剂的能力;60年代,中国跃升为能够生产各种炼油催化剂的少数国家之一;80年代,中国的催化剂超过国外水准;本世纪初,中国的绿色炼油工艺开始走向工业化。

有人如是总结:这几次技术跨越,闵恩泽功不可没。他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可以用上百亿、甚至上千亿来计算。“很多人挺关心这个问题:国家奖给您500万,您怎么花?听说您都要捐出去?”听记者问完,他歪着头,想了一下说:“这500万不是全部给我的,其中50万给个人,其余450万给整个科学研究院做课题研究。哎,我告诉你我以前的事。”闵恩泽往前倾了倾身体,“我在美国念书时,挣钱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改善生活。后来回到祖国,我每月270块钱,加上我夫人的工资,俩人挣500多块呀!”

那个年代,普通人月收入能达到三四十元就很不错了,闵恩泽夫妇称得上“金领一族”。两人工作之余,一大乐事就是下馆子“狠撮一顿”。“那时北京吃饭的地方极少,下馆子要排队。”闵恩泽一脸幸福地回忆,“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吃饭,座位不够,我们和别人共用一桌,结果把别人的饭吃掉了,哈哈!”偶尔下馆子是闵恩泽生活中唯一的“挥霍”,他大部分节余的工资都资助给亲友生活、读书。

“现在国家把我‘包’了,我还有钱,国家又给我奖励,怎么用?一句话,回报社会吧。我想再添点钱,奖励院里的创新课题研究。现在的奖励政策,都是科研成果工业化后才给奖。我总是举三个馒头的说法:一个人,吃第一个馒头不饱,吃第二个馒头也不饱,吃第三个馒头才饱。在科研成果工业化后给的奖,就是最后一个馒头。在现实中,往往把第一个馒头忘掉了。我觉得现在需要激励原始创新,有必要设一个奖,给的奖就是第一个馒头。”

“赶上了好时候”

获奖的消息传来,闵恩泽被学生们拉到饭馆“宰”了一顿,他冲着记者乐:“得了奖高兴啊,不过也如释重负。”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评审过程差不多要10个月,历经层层申报与审核,这期间时不时就有人来打听:“闵老,您这次应该会评上奖吧?”问得多了,闵恩泽就有压力。得知获奖那天,学生和同事起哄要闵恩泽请客,闵恩泽也十分开心:“我很幸运!也赶上了好时候!”

闵恩泽说的好时候,始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中国在炼油技术上几乎一片空白,炼油厂也都由苏联援建。但从1960年开始,苏联逐步减少对我国供应催化剂。特别是到了1964年初,苏联停止了对我国供应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这是一种用于生产航空汽油的催化剂。如果没有航空汽油,飞机就上不了天。“当时,我们库存的这种催化剂只够用半年。石油部决定自己研发生产,部长下令让我负责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在闵恩泽临危受命之时,国家也调拨了大批科研人员联合攻关。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通常在凌晨1点的时候,大家才抽空一起坐下来开个会。经过三个月异常辛劳的工作,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研发成功并顺利投产。当人们欢呼雀跃之时,病魔又向闵恩泽袭来。

这一年的秋天,闵恩泽鼻炎发作,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得了肺癌。医生没有告诉他真相,只安慰他说是长了良性结核瘤,动个手术就没事了。对医生的话,闵恩泽既不多想,也不疑心。很快,在切去了两片肺叶后,闵恩泽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直到4年后一次体检中,他翻看病历,才知道了真相。“这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好像没什么事了,我也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多年后,女儿评价父亲:“脑子太单纯,只会想催化剂”。奇怪,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人,每天开开心心地上班下班,有名有利的事总是让给别人,一边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一边创造科研的辉煌。

“没想到国家这么信任我”

认识闵恩泽的人,都知道他脾气好,不跟人争执,不固守己见,有些事放到别人身上非愁死不可,可他照样能乐颠乐颠地过日子。聊起从前的成就,他常常就一句话:“我比较幸运嘛。”

其实,1955年从美国回到祖国时,闵恩泽并不幸运,连工作都找不到。“那时,大家不敢用我,有顾虑,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人。我妻子是上海人,原本打算在那里工作,找了纺织工业部一个官员,他没敢要我。接着,我又到北京找了一些单位,他们也都不敢要我。不过,后来还是有单位要了我,做催化剂研究工作。”

此前,闵恩泽的专业和催化剂并无直接关系,但能在一个岗位上为国家效力,闵恩泽已然很知足。“后来,石油部把研制国产催化剂的重任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没想到国家这么信任我!”

中科院院士何鸣元与闵恩泽共事多年,最推崇的就是闵恩泽这份不挑不拣的品性,“搞科研的人往往以兴趣为主,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什么,他就研究什么,跨度再大也不回避。”

闵恩泽记忆力好,说到往事,很多细节都能回忆得一清二楚,而且常常是边说边笑,乐得自己有时候都停不下来。“我在美国时,特别喜欢一种甜点,南瓜做的,两毛钱一个。那时候没钱,舍不得吃,到现在还记得味道。回来以后,在兰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吃得不好,早上吃一种绿绿的东西,我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刚一皱眉,旋即又弯了弯眼睛,“呵呵!其实,吃的差也有好处呀!不生病,心脏和血压都正常。后来去了湖南,吃得好了,可是得了高血压,因为在那里吃的都是猪油。”

在“文革”期间,闵恩泽的夫人陆婉珍被下放到外地,闵恩泽独自带着孩子留在北京,吃饭成了难题。“这没什么可怕的。我自己学做饭,我家里以前有个舅父开饭馆,他给我写了好多菜单,都是秘方呀,我都留着呢!”闵恩泽比划着背菜单的时候,只要旁边有自己的学生,语气中又多了一丝自豪与得意:“他们也都吃过我做的菜!”

晚年时的闵恩泽,屡受胆囊炎、胰腺炎、高血压等疾病的侵扰,现在还患有前列腺癌,“医生说我可以多喝咖啡。这我最喜欢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喝一杯。”闵恩泽吃东西也不忌口。到老家成都出差,他总要抽时间去武侯祠对面的老面馆吃上一碗面;路过街边的冷饮店,他也要进去买个冰淇淋出来,慢悠悠地边走路边吸吮着。这样一位老人,病魔恐怕也被他逗乐了。

爱工作,也爱“超女”

闵恩泽小时候家境优越,生活也算安宁富足。不料,上中学时却遭遇了抗日战争,他经常从屋里跑出去,躲避日军飞机轰炸。“那叫跑警报,日本鬼子搞疲劳轰炸,有时我们跑出去了,他又不炸,折腾人。有一次我干脆不跑了。想不到,他还真炸了。”闵恩泽用手比划着,嘴里还模仿着飞机扔炸弹的声音,“很快,‘轰’地一声,我家的仓库炸没了。”外敌入侵的这段历史,让闵恩泽铭记在心,难以忘怀,也激励着他一辈子都在刻苦求学,勤奋工作,报效国家。

进入21世纪,随着石油紧缺和环境污染加重,很多国家都在开发清洁再生能源。闵恩泽也带着一个团队,研发生物柴油生产工艺技术。“生物柴油目前还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因为我们使用的桐籽油之类的植物原料,价格太贵了,一般都要7000到9000元一吨,而柴油才5000元一吨。另外,政策也要求不能跟粮油争地。所以,我们现在尝试用海藻做原料。至于能否更便宜,现在还不好说。”谈及工作和科技问题,闵恩泽出言谨慎而谦虚。事实上,在他的带领下,我国在世界生物柴油的生产工艺技术领域里,已实现了后来居上……

闵恩泽有个习惯,不管谈论什么事情,最后都能把话题转回到工作上来。但他也不是工作狂,对生活情趣的享受,不比年轻人落伍。闵恩泽喜欢流行音乐,“超女”冠军李宇春的歌,他能哼上两句;最新版的《上海滩》,他也是张口就来。时间充裕的时候,他会系上围裙,给家人和学生们露一手。就像爱因斯坦着迷于小提琴,居里夫人操持家务一样,热爱事业的闵恩泽,永远跳动着他那颗热爱生活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