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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周光召


  湖南省长沙市人,1929年生,男,中共党员,理论与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1957年赴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1年回国,历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二机部九局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9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执行主席,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被10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

  在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世界公认他是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60年代初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196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大协作和科学精神是成功的关键
作者:周光召        

摘自暨南大学出版社《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
        

  我是1961年2月奉召归国从事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此前我在前苏联著名的基础理论研究基地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学的研究。当时中苏关系已破裂,去留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恰在此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赴苏,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就我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将自己投身到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去。

  我记得回国以后不久,聆听过周总理的一次报告,是在核工业部的一次大会上讲的。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中国自己制造原子弹的重大意义。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名科研工作者的重任。中国有100多年遭受屈辱的历史,所以中国人对主权、独立的意识非常强烈。解放以后,我们又面临着西方的封锁,如何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是中国人都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刚从那个黑暗的时期过来,亲身经历过列强统治中国的痛苦,所以如何使中国尽快富裕、强盛在全民族中已达成共识。我们都有一个信念,一定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造出两弹一星。

  原子弹和导弹的结合研制很早就开始了,甚至在第一颗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之前,就已经知道必须要结合了。核武器是不准备用的,毛主席讲了没有原子弹是不算数的。但是有了以后没有运载工具也是不算数的。核武器如果作为一种威慑力的话,就必须让人家知道这是可以用的,才能起到威慑的作用,起到威慑作用以后,也许反而大家就都不用了。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全国大协作的成果。我们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战争年代如此,在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牺牲个人的利益,为民族大业默默奉献。当时研制两弹一星,必须将全国各个领域的优秀科学家集中起来。对这些单位来说科研要受到影响,会造成一定损失,因为当时各单位人才都是稀缺的;对个人来说,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科研进度,影响到出成果,因为当时这些优秀的科学家都在进行自己的实验,有的人可能还会有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去了科研基地,而将单位的或自己的科研课题停了下来。不仅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全国的许多大学和科研单位也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核武器基地主要是武器设计、定型、生产、试验,但是许多部件都是在全国其他的企业完成然后组装起来。比如铀矿的勘探、开采和极为困难的铀的浓缩,以及常规炸药的爆炸过程也都是研究的重点课题。爆炸是一个快速的过程,需要有每秒能拍百万张照片的相机,这样的照相机我们就没有,西安光机所承担了研制的任务。还有,真的去做核试验的时候问题就更多了。比如实验场地谁去准备?实验过程中要测量很多的数据,包括核实验有多大的威力,它产生了些什么现象,它的破坏力怎样,都要有大队伍去做。所以两弹一星的实现,实际上是全国大协作的结果。

  那时能达到这样一种大协作的状态与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有关系。在那种环境中工作,没有人会太重视个人,因为这是那么多人工作的结果。而且每个人负责一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部件都不能出问题。每个人都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所以你会觉得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所以每次谈到这里,我都会说,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两弹一星还是自力更生的成果。它实际是从很基础的数据做起。当时国外也有一些发表的数据,但是可靠程度是不能肯定的。比如辐射条件下是否安全,原子核的放射性,铀的浓缩,各种材料的适用条件,用什么样的炸药等等,都需要研究。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对原子弹的理论和数据高度保密,我们根本没有详尽的参考资料。此外,当时在设备上也十分落后,我们还在使用乌提尔式手摇计算机。每进行一次简单的计算,都要摇多次。

  这期间,搞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也都是在尽最大的努力使设备完善起来。比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很快就研制出每秒1万次的计算机,而且是64位的。以后又建造了10万次的、100万次的,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还是真正的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样板。应该说开始阶段有点像搞群众运动,有些地方不是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但是它对于解放思想,打破中国人的自卑、自信心不强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后来不讲科学规律的地方也逐年得到了纠正。特别是在1960年以后,在聂帅领导之下,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作法逐渐得到了纠正。我们完全是按照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进行工作的。

  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实验与理论是并行进行的。因为有些理论在大体上论证之后,实验就要开始了。有些理论的正确与否是建立在实验的结果之上的。理论与实验又是互相促进的。

  当时我们在进行学术讨论的时候,民主空气十分浓厚,完全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年纪大小的区别,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那时的领导干部非常重视科研人员,在一项决定做出之前,总是征询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才慎重作出结论,不是随意的。所以这些结论大部分是正确的。核武器进行过多次实验,几乎没有失败过,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

  两弹一星研制的开始阶段,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是国家尽量照顾我们。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总理要求各部部长保证我们西北研究基地的粮食供应。我们从青海湖里打来一些鱼,叶剑英元帅专门从军队调来一些黄豆给我们改善生活。1961年以后生活条件才有了好转。

  当时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工作精神。当时工厂厂区是在海拔3200米以上。开始建厂时职工宿舍没有建起来,但是工作又不能等,所以有一部分人必须先住帐篷。领导决定他们住帐篷,科技人员住刚盖起来的宿舍,这样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是在3200米的高原之上,冬天是十分寒冷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由于条件的恶劣和过分的劳累,我病倒了。聂帅听说了这个消息,派人送来一篮水果。这不是聂帅对我一人的关怀,而是对所有科研人员的关怀,怎能不令人感动呢?

  其实在当时,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的关系都很融洽,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

  文革以后,很多关系不正常了,很多事情颠倒了。一些很好的领导干部遭到迫害。其中被整得最惨的是吴际霖同志和李觉同志,他们不过是为了打扫卫生把毛主席的像摘了下来,就被靠边站。当时整个气氛都不好,许多好的传统遭到破坏。一些人被迫害致死,这里有领导干部吴际霖,有科学家,也有工人。当时抄家是十分厉害的。机枪架在房顶上,人们统统被赶出房间,然后进去搜。如果发现一张《人民日报》被压在箱子里,而那上面又有毛主席的像或毛主席的语录,箱子的主人立刻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在那样紧张的政治环境里,有些人思想就不能集中,就容易出事故,一发生事故,就被打成反革命。文革对科学精神的破坏程度,是很难计算出来的。

  当时,一方面我们是凭着一种责任感在那里工作,一方面聂帅还在那里做领导工作,将一些很好的传统延续了下去,所以就是在政治环境那样恶劣的条件下,两弹一星的研制仍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等待原子弹爆炸时的紧张心情。整个研制过程中,最紧张的是爆炸的前一刻,因为你不知道爆炸是否会成功,而你又是承担原子弹研制的一个部分,成功了当然会感到很兴奋。

  中国人终于成功了。回顾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我相信有着优良传统的中国科学家和聪明、勤劳的全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发达、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99年8月(温瑾整理)